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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时代背景下的清学研究暨第六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”召开
2021-10-22 来源:《社科院专刊》2021年10月22日总第579期 作者:记者王春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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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报讯  (记者王春燕)10月15—16日,“新时代背景下的清学研究暨第六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”在京召开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党组副书记,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、党委书记高翔出席会议并讲话。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、杨艳秋等参加会议,湖南大学副校长谢赤、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邬文玲分别致辞。

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党组副书记,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、党委书记高翔出席会议并讲话。本网记者朱高磊/摄

  高翔指出,历史是文明延续的重要纽带、民族精神传承的基本载体、治国安邦的经验宝库、启迪人生的智慧向导。文脉在,精神在,民族就能屹立于世;文脉断,学脉断,民族就散了,就站不起来了。清代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一环,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了系统总结的新阶段,同时也开始了具有崭新意义的历史性变化的新过程。《四库全书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一部丛书,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、中华文明的承载体和时代变迁的见证者,也是世界文化大花园中璀璨的瑰宝,在清代乃至中国古代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在新时代,“四库学”研究者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,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,更深入地挖掘以《四库全书》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,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。

  高翔强调,新时代历史学研究一定要做到以下三点:一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为指导,充分发挥史学的“经世”作用,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;与此同时,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,促进历史学各学科相互交融、交叉发展,推动历史学各学科进一步向前发展。二要进一步拓宽“四库学”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视野,从历史长河、时代大潮和全球演变中对“四库学”与清代学术加以考察,展现出特定历史时期中西文化发展的不同轨迹、各自暗含的逻辑。三要注重文化自信,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支撑文化自信的历史因素。在具体研究中,要更加细致。尤其要将数字化、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手段应用到史学研究中,夯实基础,勇于创新,在实践中进一步推动中国史学迈上新台阶。

 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邬文玲致辞。本网记者朱高磊/摄

  湖南大学副校长谢赤致辞。本网记者朱高磊/摄

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爱平作主旨演讲。本网记者朱高磊/摄

  开幕式后,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爱平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董恩林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升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司马朝军等学者发表了主旨演讲。

  黄爱平对清前期官修经解与官方经学进行分析认为,清朝入关以后,经由顺治、康熙、雍正至乾隆四朝皇帝所编纂的各部经解书籍,不仅最终构建出一个系统的官方经学体系,体现出一代王朝的文化选择和文治成就,而且反映了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和化民成俗的政治诉求,为其政权统治逐渐稳定并走向繁荣发展,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
  董恩林对清人文集存藏与整理现状、清人文集的经义文献类型与学术价值进行了介绍。他认为,现存四万余种清人文集无疑是一座“富矿”,可以从中获取有关清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学、史学、经学等各方面的有用资料。“钩稽辑录,分类编次,提供利用”是目前整理与利用清人文集的有效途径之一。

  《九国志》是关于五代十国时期十国史事的纪传体史书,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,流传颇广,影响颇大。张升介绍了大典本《九国志》版本、编次情况,主张对大典本《九国志》进行重新整理,从而将大典本和《永乐大典》的整理与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,为复原一部分《永乐大典》及重新整理大典本提供参考。

  司马朝军表示,类书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品类繁多、内容丰富的特色资源,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,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。从古代类书中开发传统文化资源,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,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。

  会议现场。本网记者朱高磊/摄

  会议现场。本网记者朱高磊/摄

  开幕式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任林存阳主持。会议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指导下,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、湖南大学联合主办,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、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编辑部承办。

  与会嘉宾合影。本网记者朱高磊/摄

责任编辑:张月英